新華網貴州頻道12月27日電（記者王麗　陳忠華　劉軍）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使我國能源消費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大國，但與此伴生的是日漸突出的環境污染問題。開發利用能源所產生的環境約束正成為能源戰略和能源決策越來越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因此，當前一項日益迫切的要求就是在能夠承受的范圍內有效控制不斷增加的能源供給對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一、我國當前能源發展中的環境問題 我國的環境污染為典型的能源消費型污染，而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和單一的能源消費模式是造成能源環境問題不可忽視的原因。雖然我國基本上已經形成了以煤炭為主、多種能源互補的能源結構，但是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的６５％左右仍為煤炭，在今后幾十年中這種格局不會發生大的改變。 能源的使用和消費結構、方式是造成我國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據了解，目前全國８５％的二氧化碳、９０％的二氧化硫和７３％的煙塵都是由燃煤排放的，大氣污染中僅二氧化碳造成的經濟損失就占ＧＤＰ的２．２％。 專家分析，目前我國主要面臨以下能源環境問題：一是燃煤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造成嚴重的酸雨污染。我國在１９９５年就已經成為全球二氧化硫排放最多的國家，超過了歐洲和美國。目前全國火電廠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國的４０％，預計到２０１０年將占６０％。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我國由于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農作物、森林和人民健康等方面的經濟損失約為１１００多億元，已接近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２％，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全球氣候變化。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占全世界的１３％。據專家估計，以煤炭為主的礦物能源消費的增長，將使我國溫室氣體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未來１０年內有明顯的增長，在隨后的２０年可能趨于平穩，２０３０年將達到相當于美國目前的排放水平。大量使用礦物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會使全球氣候變暖。能源引起的環境污染治理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并將制約未來我國的社會經濟和能源發展。 二、環境壓力對我國能源發展戰略的挑戰 全球氣候變化是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１９９２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１９９７年通過了《京都議定書》。本著１９９２年公約確定的公平原則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在２００８按至２０１０年期間平均減排５．２％的承諾期與減排目標，沒有為發展中國家規定減排或限排義務。專家提出，雖然我國目前沒有承擔具體的減排義務，但是在此背景下發達國家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直接或間接地利用環境標準、環境標志和市場準入等條件，對發展中國家形成新的貿易技術壁壘或貿易限制。這種外部環境迫使我國提高能源效率標準和環境標準，盡快縮短與國際社會的差距。因為從長遠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共同的趨勢是能源效率和環境標準與貿易規定相協調以及各國的標準相統一。 環境壓力對我國能源發展戰略造成巨大挑戰，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的關系、能源結構轉換和環境的關系是我國２１世紀前２０年要解決的重大課題，處理不好會嚴重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 從發展的歷程看，我國實際上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改革開放后我國嚴重的環境污染已經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成本和環境代價。根據對我國未來能源生產和消費的環境容量分析和預測，要使二氧化碳排放量處在生態系統能承受的降解能力之內，全國最多能容納１６２０萬噸左右；氮氧化物的環境容量也不能高于１８８０萬噸，但從目前的發展態勢預測，能源產生的污染物排放都會遠遠超過環境容量極限。因此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充分重視能源環境問題，減少環境污染，已經成為一個極其緊迫而嚴峻的問題。 但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正處于迅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對能源依賴不斷增加，加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技術和管理水平落后，總的來看以城市為中心的環境污染仍在加劇，并且從城市向農村蔓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仍在擴大。不少專家提出，我國目前在解決環境和能源矛盾問題上應該兼顧發展經濟和環境保護兩個基本方面，不可過分強調一方，而忽視另一方。 我國是一個人均收入偏低的中等收入國家，人均資源匱乏，當前和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將以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為主要任務，這是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在發展的歷程中都走過的道路，也是我國特殊的國情決定的，因此目前和未來２０年內我國都應該以發展經濟為制定發展戰略的首要出發點。但同時我國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否則我們會喪失改善環境和解決環境污染的最佳時機，必須盡可能協調能源和環境的矛盾。 三、解決我國能源與環境問題的出路與對策 專家指出，解決我國能源與環境的矛盾，要從技術進步、結構調整和機制創新等多方面尋找出路。在能源消耗和使用中采用先進技術和工藝，既可以降低企業對能源等重要資源的投入，從而降低生產成本，同時減少能源消耗本身就降低了與能源相關的環境污染。ＯＥＣ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通過提升能源效率在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５年間的用油量降低了１５％，但其國內生產總值仍提高了２１％。 針對我國燃煤型污染最為嚴重的實際情況，提高煤炭資源的使用效率和技術進步最為重要，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工業鍋爐大型化，我國約有６０萬臺工業鍋爐，年耗煤約４億噸，但鍋爐平均熱效率僅６０％左右，原因是鍋爐容量小、效率低、污染大、煤耗高。我國應采取熱電聯供、集中供熱或分片供熱系統以取代分散的小鍋爐。二是火電機組近代化。我國供電平均煤耗比工業發達國家約高三分之一，主要原因是火電機組設備落后，效率低。因此一方面需更新改造中壓中等容量機組，改造小型機組，更重要的是盡快發展亞臨界和超臨界機組，降低煤耗。三是城市煤氣化。全國城鎮民用炊事用煤一年達６５００萬噸以上，但是利用效率僅１５％，若改燒煤氣其效率可提高到５０％。 調整能源結構、鼓勵使用新型的能源方式也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當前我國在轉化能源使用結構和提高能源效率方面有一個誤區，即核能在各種能源中是最經濟的來源，因此也是能源結構轉換的方向。實際上核能發電并不便宜，由于核能發電成本比火力發電的成本昂貴得多，美、英、法等核能先進國家都已不再發展核電工業。美國能源部１９９３年５月的統計資料顯示，在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１年間，全美核能發電成本平均約為燃煤發電的１．５至２倍。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都認為核電廠不經濟，對核電廠的融資都極為謹慎。 專家提出，以增核能發電來應對溫室效應問題，現實性并不強，開發清潔與可再生能源是更為有效的解決出路。就我國的能源結構來看，首先應加快開發水電。我國可供開發的水能資源為３．７９億千瓦，但目前開發利用程度還不高。水能是可以再生的清潔能源，運行費用低，無大氣污染問題，加快水電發展有利于改善我國電力工業結構，降低煤炭消費量。其次應擴大天然氣的發電比重，根據國際能源機構（ＩＥＡ）的資料，ＩＥＡ會員國未來的發電結構，天然氣發電的比重將由１９９５年的１２．９％增至２００５年的１９．６％，而核能發電的比重則不斷降低。 第三是積極開發新的可再生能源，世界上主要國家為了應對溫室效應，都積極開發利用新的再生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海洋能、地熱、生物質能等。根據世界能源委員會的預測，到２０２０年新的再生能源將提供全球能源需求的３０％，每年可減少約３６００百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目前全球每年排放量的３０％。我國目前除重點搞好風力發電場的建設外，還要扶持太陽能、地熱能、潮汐能和生物質能的發電試點和研究工作，因地制宜建設可再生能源電站。 我國工業能源消費占全國能源總消費的７０％左右，特別是冶金、建材和化工三個高耗能工業的能源消費就占工業消費總量的４７％。因此節能技術的創新和推廣對解決能源與環境矛盾也至關重要。專家認為，我國目前節能技術創新和擴散在體制、資金、管理等方面存在許多障礙，如節能新技術研究成果轉化資金缺乏、企業節能技術改造籌資困難、節能設備質量差、關鍵技術和設備過度依賴進口等。應積極鼓勵和支持開發節能新技術，組織實施節能示范工程，鞏固和完善節能技術服務體系，培育和規范節能技術市場，逐步形成規模化的節能產業。